一个小水管，揪出个大贪官。就这个新闻，不少网友的留言充满了黑色幽默气味，顺手抄几句：感谢偷工减料的开发商；对管材生产厂家及水管安装工致以崇高的敬意；看报告文学，是我党的好干部， 看来打击伪劣产品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好事的网友找出了赞扬这位重庆第一贪的文字：……有人去过他家住，在顶楼七楼，下雨屋漏，他84岁的老父亲拿盆盆钵钵接，怨气很大：“他只晓得朝大桥跑，不管屋里，搬了两次家，还是出租房。局里早分房了，大家都搬了，住的亮亮堂堂的，我未必到死还住不上新房啊……（摘至2006年第7期《报告文学》）

多好的“公仆”！其实呢，“公诉机关发现，付尚芳（晏大彬的妻子）为掩饰、隐瞒巨额钱财的来源和性质，将其中的943万元用于以自己和他人的名义购房（共7处房产，其中包括1座联排别墅和1处商铺）、投资多种金融理财产品和存入其本人的银行资金账户。检察机关还查明：晏自2001年底担任县交通局局长到2007年底，在巫山长江大桥及该县各公路建设项目中，层层捞钱，63次共接受建筑承包商送钱2226万元———这一金额，相当于当地年财政收入的20％强。

看到这里，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冒出来了：若不是开发商偷工减料，水管爆裂，这个重庆第一贪还要贪到什么时候才可能被绳之以法？会不会永远不会东窗事发，安享终年？从2001年底至今，近7年的受贿历程，2000多万，我们的组织部门、纪检部门、检察机关都干什么去了，是晏大彬太狡猾，还是政府部门太无能？

一个局长，不大不小的官，居然能受贿当地年财政收入的20％强，说明什么？人性是贪婪的，贪婪是无度的，所以需要制度约束。可一再以蹊跷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方式落网的大老鼠，却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不是必然的，而且就算是必然的，贪污官员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无法弥补，如向晏大彬送钱的建筑承包商修建的大桥、公路很可能就是豆腐渣工程，一旦出事，公众就要受灾倒霉。

因此，水管反腐的意义就不在仅仅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笑料和谈资，而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线索：监督体系为什么只能事后惩罚，而不能防患于未然？我们为什么老以抓到大老鼠为荣，而不是以此为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消解这个绝对的权力？

楼市大佬们如潘石屹、任志强、冯仑等前脚刚刚自嘲要做“猪坚强”，现在就有开发商公开宣称“房价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笔者一下子想起了很多词：黔驴技穷，负隅顽抗，掩耳盗铃，滑稽可笑……

即使小孩也知道，做什么事都要遵循自然规律：地震中被埋36天奇迹存活的“猪坚强”，只是一个个例，否则不会赢得世人赞美和惊叹，而且其身体机能必然受到很大创伤，即使活下来了，也未必能活得健康；而“俯卧撑”是一项身体上下的运动，而且频率由快而慢，运动惯力逐渐减弱，最终停止，撑不助，向下，直至下跌，起不来。

“俯卧撑”一词的由来，想必大家都知道：首先出自贵州翁安事件，不久，因广东电视台主持人区志航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组包括在鸟巢旁的裸体俯卧撑照片而迅速走红。总体上看，“俯卧撑”一词带有晦气，并不吉利，如关于贵州翁安事件的通报中写到：刘言超做第三个俯卧撑时，李树芬就跳河溺亡了。

笔者认为，与其把俯卧撑当作是开发商最后的呐喊，不如看作房价跳水前的热身。而消费者需要做的只是捂住自己的钱袋子而已。在这个世界上，除非绝对的垄断，否则不会出现商家定价、买者只得被迫接受的格局。诚然，与资金雄厚、或多或少有着官方背景的开发商比起来，消费者确实处于弱势地位。但再弱势的消费者也有一个无坚不摧的法宝：我拒绝买你的房子——任你怎么忽悠，老子就是不买账，你能怎么的？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消费者等待的结果只不过暂时住不进新房子而已，机会成本几乎忽略不计，而你开发商付出的代价却非常惨重：房子卖不掉，贷款还不上，资金链断裂，有可能叫你关门大吉，从大富翁沦为穷民工；即使活下来了，也有可能和“猪坚强”一样从300斤瘦成100斤，还可能营养不良而一命呜呼。这种利害关系，傻子都分得一清二楚，如今再拿俯卧撑忽悠公众，简直是侮辱自己的智商。

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买卖双方决定。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我之所以重复这个常识，是想告诉开发商：与其这样被动硬撑，不如降价变被动为主动。套用俗气一点的说法：第一个降价的是明智的，而被动跟着别人降价的则是愚不可及的。所以，若问：房价跳水要做几个俯卧撑？笔者斗胆认为，大约是三个吧。

如果我们欣赏一下某些落马的“裸体官员”的“光辉事迹”，不难发现：“裸体做官”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狡黠，并且夹杂了缜密的成本-收益考量。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熟知的：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自古以来，一些人做官就是为了发财，根本不是为了服务国民。做官贪污、受贿固然能发财，但风险很大，可能全家覆没，不是屡屡曝出一家人锒铛入狱的新闻吗？如程维高、杜世成等。毋庸质疑，中国人发财更大程度上为了下一代，如果把孩子留在国内不但可能被抓绝了后，而且贪污的钱财转移不出去，还可能被收回国库。

应该说，在现代社会出现“裸体做官”这种现象，彰现了一种尴尬：把家属送到外国，这种人本身对祖国就没有爱心和忠诚感，一个不爱祖国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怎么能叫他管理国家和社会，服务广大民众？所以，笔者建议监察、检查部门行动起来，查一查眼下还有多少这样的“裸体官员”，密切监视他们的举动。当然，如果把“裸体做官”作为侦察贪污腐败的线索，想必也八九不离十，一抓一个准。

做人要对国家忠诚，如在英国，你要加入英国、成为英国公民要向英王宣誓效忠，其实这是一种针对国家忠诚感的教育。在美国，做官，要手摁圣经宣誓效忠国民。当然，这些还是道德意义上的教育。更关键的是，它们还有法律、制度的防范，如不仅要公开官员个人的财产情况，连子女就业、居住、财产拥有情况一般也有调查。这一定程度上堵死了官员给子女留下后路的可能性。

眼下，“裸体做官”者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大贪特贪，毫不手软，一定程度上由于他们顺畅了财产转移途径，解决了子女被抓的担心和害怕。这恰恰是以国民的财富损失和行政效率低下为代价的。因此，给这些“裸体官员”尽快穿上衣服乃是当务之急——釜底抽薪之计是尽快立法，如规定官员家庭财产公开，规定现任官员配偶、子女不得移民国外，配偶、子女已移民国外必须辞职等。

关系是个带有暧昧意味的字眼，国人善于跑关系却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不断曝光出来的送礼清单，花样百出的送礼招数，商家挖空心思生产礼品，众多年轻有为的民营企业家、官员醉死酒场，中央一再发出禁止接受礼物和吃请的通知……无不说明在我们这个熟人社会中，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关系铁不铁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更是半点马虎不得。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由于和地方职能部门没搞好关系，他的大午集团黯然破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榜样。因此，当我看到“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这样的调查数据，我不但不吃惊，反而怀疑这个数据缩了水——“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的民营企业家应该不止这个比例。

跑关系，无非是送礼——钱、房子、女人，外加吃喝玩乐，无一例外地金钱开路。这既加大了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负担，破坏了市场公平，也腐化了政府官员、败坏了社会风气。而最可怕的却是，它逐渐喂大了吃拿卡要者的胃口，一些职能部门逐渐成了巴甫洛夫实验中的那只狗，养成了条件反射，不见好处不办事。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一再呼吁阳光政府、透明政府，而吃拿卡要无法根除的原因。

必须看到，现在到了必须铲除吃拿卡要的时候了。为什么？广大民营、私人企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营、私人企业本身就存在管理落后、效率不高的痼疾，现在原材料、人力成本急剧上升，已经把民营、私人企业的利润空间压缩到了极限，而且事实上很多已经破产或者转移到国外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很显然，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如果吃拿卡要不除，如果变本加厉，这必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越来越多的民营、私人企业关门大吉。我们知道，民营、私人企业解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如果这些人口失业，那么，必将引发“多骨米诺效应”，原本紧张的就业问题、物价、通胀等可能更严重。很显然，这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背道而驰。

职能部门吃拿卡要，源于人的贪婪本性和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的双重因素。人的贪婪本性不易祛除，而权力却可以有效约束，而且很多是可以消解的，如那些不必要的烦琐的审批手续。我相信，即使我们拿出招商引资三分之一的劲头来解决权力失控问题，吃拿卡要问题就可解决。希望那些为发展地方经济而犯愁的肉食者，好好琢磨一下：与其求爷爷告奶奶地招徕外商，何如给本地民营企业一个舒心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说，如果吃拿卡要不除，就算你引了外商，留得住吗？